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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詭譎多變的疫情，以直球挑戰世界各國危機處理能力。不過從各方管控經驗來看，決定防疫成效的因素十分明顯。首先，即須建立「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風險管理觀念；同時，國家體制與科技專業的合作無間，也是決勝關鍵。

 從南韓政府在大邱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後的反應來看，首爾當局以迅速有效的快篩試劑、得來速免下車採取檢體創新方式，加上大規模全面篩檢，讓社區感染在短時間內獲得妥善控制。這樣的態度，可說是長期以來產、官、學、研跨領域交流所產生的素養使然；底蘊深厚的綿密交流，在「群龍無首」的新局勢中，讓總體戰略得以應機接物，妙用無窮。

 除了南韓，新加坡素以私企精神「淡馬錫模式」的政治風格見稱，特別有利於國內群策群力，以應國際局勢之變。當然，其醫療、公衛與國家強制力管控間的協調不在話下。長期推動數位化生活的「新加坡科技局」，在疫情爆發後，迅速開發抗疫軟體「Trace Together」，透過藍牙，記錄一定時間內安裝相同軟體民眾所有的密集接觸史，不僅有利於疫調，也因安裝與否係由人民自決，迴避了政府越權的法律難題。以新加坡560多萬人口來看，近百萬次的安裝，防疫成效可觀。

 臺灣長期以來在醫療、公衛與資通訊領域，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特別是全民健保制度，在法規面、體制面、市場面及資訊技術面上，20年來已建立堅實基礎。近年來面對全球加速數位化浪潮，臺灣在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醫學研究、醫技發展及智慧健康照護科技應用方面，早已進行跨領域、跨國界整合。特別是近年來接連幾次「猛爆性」國際傳染疾病，臺灣可謂無疫不與，持續關注並參與防疫。武漢肺炎爆發以來，臺灣一連串的迅速反應，特別是邊境管制、旅遊史結合健保卡勾稽、入境者電子圍籬、口罩實名制、口罩或生醫等國家隊之形成等舉措，在在顯示國內科技力量動員迅速，以及產、官、學、研溝通順暢。

 我國2003年已完成健保卡全面IC化，透過就醫記錄，將個人病歷中的用藥資訊、醫事人員處理方式與保險流程，局部地以給付機制為中心串接起來。2013年，隨著二代健保上路，以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通過，緊接著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的醫師，在臨床處置、開立處方及藥師用藥諮詢時，於獲得病患同意前提下，可即時查詢病人過去3個月用藥記錄，提升用藥安全及品質。此外，2014年健保署規劃「健康存摺」，所有醫療服務資訊全面在雲端整合，不只實質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及健保收支精準調控；更為醫學研究、醫技發展與智慧資訊技術導入，提供完善扎實的基礎建設。這一切，也是我國幾個月來一連串科技防疫舉措，具體實現的重要基礎。因為這個基礎已經過20年的落實，也讓我國許多科技防疫舉措獨步全球，成為不易取代的絕活。

 基於這些制度和既成的防疫成果，我們如今更可乘勝追擊，透過本土病例醫學研究，輔以各項早已導入醫療研究的人工智慧科技，更早一步了解武漢病毒的本質，發展適合本土的治療方式。這些研究，對疫調、防疫、特效藥與疫苗發展貢獻卓著，且受益對象將會是全人類；同時，這些科研成果也讓產業界，能夠開放地參與並發展有效產品，逐步地在醫療技術、公衛技術與科技產品上，穩健加入國際防疫戰略，其成果產出，則逐步透過學術發表、物資與技術輸出、系統標準開源化等方式，實質裨益全球醫療與公衛工作。

 臺灣長期被孤立於各種國際組織之外，但我們從不退縮，也不自怨自艾，而是透過官方或非官方各種機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期能促進全人類福祉。其實，臺灣正是以「為生民立命」的信念，篳路藍縷，踏實以赴。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能無比團結，在面對危機之時，彼此配合、超前部署。

 綜言之，「超前部署」並非「超級管理」的代名詞，我們只是在奮鬥前進之際，不斷凝聚民心，莊敬自強。過去我國從威權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明、從教條走向多元，如今則在踏實前行步伐中，面對武漢病毒疫情的嚴峻挑戰。我們已然無所畏懼，疫情或許詭譎多變，國際環境或許艱難，我們也仍持續遭受少數勢力的無禮壓迫及威脅，然而，我們將以堅守的民主價值，勇敢走向一條義無反顧的道路，無比堅強而自信。

https://www.ydn.com.tw/News/380319

在全世界面臨「中國」經貿與科技實力崛起的大背景下，從歐盟對難民問題的因應、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當選，至歐洲保守勢力揉合民粹主義逐漸興盛，我們見到的國際情勢新局有別於以往。

過去，保護主義與反對全球化浪潮是反對自由貿易的社會主義左翼力量的旗幟，而鼓催自由貿易與國際合作的資本主義右翼力量與主張四海一家共同承擔人類生存問題的國際合作組織連成一氣。現在則是反過來資本力量當中保守勢力明目張膽地抬頭，尤以美國為最，大打國族至上的保護牌，反對全球性合作框架；相形之下，原本最主主要的社會主義路線政權-「中國」，反而在得天獨厚的市場條件下，對於資本遊戲越發嫻熟，逐漸占了上風。

另一方面，對人類文明影響大幅超越工業革命規模的數位革命發展，明確地標示出接下來半個世紀或甚至更長久的時間來看，不論就科技競爭與經貿競爭來說，資訊市場都是主要的兵家必爭之地。更何況數位革命的結果深入全人類生活的層面與程度，遠遠超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流技術，其中不止輿情部分、民心部分以及軍事情報層面都直接威脅到國土安全；正所謂民安國才能安，在民生上，人民對數位服務的深度依賴，更是讓資訊安全的穩定成為能夠直接動搖國家安全根基的關鍵。

從這個國際新局以及數位革命的兩個角度一起來看，美中兩國包夾在貿易戰爭之中的科技競賽諸多作為，其佈局之深遠與影響，以及台灣在其中所涉之角色深淺，便能變得清晰，深涉其中的我們實在不能不正面看待。先前美國對中興、華為在美政府部門的採購祭出禁令，指出該些中資軟體商有可能在輸出給美國企業的產品中設下暗門，進而危害到美國資訊安全；接著彭博提出在美台人所創的超微涉嫌在主機板替中方植入間諜晶片，舉世譁然；再來指出握有華為創辦人之女、該集團財務長孟晚舟涉入技術與商業間諜情事，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進而直接與加拿大合作逮捕孟晚舟；原本冷戰時期五眼聯盟（美、英、紐、澳、加等五個英語系國家情報合作聯盟）不僅明白地將焦點由俄國轉向「中國」，更一方面大動作地與德、日加強情報分享，一方面還鎖定華為，共同指出對於華為產品存有著利於間諜應用的「技術擔憂」；近日罕見地對兩名「中國」駭客提出告訴，並指責「中國」政府直接資助該些駭客活動。

上述諸多動作中的「指控」與「疑慮」尚未獲得確切澄清，就連美國本土除了彭博之外其餘主流媒體也協同蘋果、亞馬遜等被彭博指稱為超微事件受害者的資訊巨擘都異口同聲罕見地出面澄清，將彭博指稱超微涉入間諜事件定調為假新聞。針對近日兩名「中國」籍駭客被美國起訴的事件，「中國」政府也正式地出面駁斥美國政府此舉失當，提出嚴正交涉，反批美國長期以來挟技術優勢才真正長期實質地對世界各國進行不正當資訊監控，重申「中國」一向秉持支持資訊安全。此外，以美國握在手中的資源來說，與中國在科技競爭的戰略框架下，本也無需如此小題大作地針風相對。即便如此，川普陣營有序的步驟，在川普貿易戰中一貫將中國定位為「不公平的玩家(unfair player)」的主軸推進下，一方面扎實地迫使「中國」將其經貿與科技實力攤開給全球看，一方面也嚇阻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傾倒，特別是科技合作方面。

華為技術核心在於藉由其在基地台技術的獨到技術與專利佈局，在基礎建設上佔據著行動通訊技術的咽喉部位，一方面往上發展在行動裝置技術上有技術優勢，逐漸打下需求日益普及的行動通訊服務市場，包含智慧家居、智慧車行、遠距個人醫療、社區安全監控等等與你我日常生活及自主隱私息息相關的服務，另外一方面借由基礎建設作為資訊傳遞的必然通道，獲取了搜集大量數位資訊的空間。此外，雖然目前4G技術仍然在發展前期，照理說華為主導的5G規格發展前景仍然渺茫不清、尚未成型，然而讓美國不能放心的是包含日本在內多個原本隸屬于美國的堅定盟友都已經廣泛且深入地與華為共同開發制定5G通訊標準，這不止讓「中國」早遠地掌握未來基礎通訊規格制定先機，更實質地允許華為在現在廣泛的合作當中透過其合作管道，取得更多目前主流通訊技術細節，並將影響力滲透入原先規格制定者所設定的陣列。

回過頭來說，即便美國對中方涉入駭客與資訊間諜等等情事都還停留在是否為假新聞的階段，然而，其所指涉的包括在作業系統、軟體產品當中安插間諜程式，或者在關鍵硬體當中植入間諜晶片等等做法，都是在技術上輕而易舉的事情，此外，依照目前我們對行動通訊服務的依賴程度，我們大量的數位資訊以及包含在其中攸關國安的情資，實際上都掌握在大型資訊公司手中，我們不能再用過去不合時宜的消極態度看待資訊安全。我們必須積極正面地認知到，我們所享有的一切便利資訊服務，都與我們安定的生活基礎息息相關。

特別從上述的國際現勢脈絡中，台灣一方面作為全球資訊產業供應鏈中關鍵的一環，特別是作為關鍵硬體供應者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全球數位資料主要的提供與使用市場，加上在中美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與歷史關係，我們應當秉持務實誠懇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一切境遇與挑戰，不論大到國家之間的經貿、國安層面，小到我們在生活中使用數位服務的點點滴滴，我們都應該清楚明白，把我們在當前國際新格局的處境放在心裏，在中道中，一方面勇敢地參與數位革命、接受挑戰，一方面更在真誠心中篤定地確保我們的安全。

https://www.ydn.com.tw/News/318385

美國國防部禁止美軍與其合約廠商採用「中」俄來源之硬體由來已久，近來，五角大廈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條列出禁止美軍與其合約廠商採購有「中」資或者俄資背景的軟體公司所開發的產品，以避免「中」俄借路這些產品，將手伸入美國國防體系，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事實上，據《Defense One》透露，五角大廈還有積極作為，除了會採主動攻擊驗證美軍單位在軟體應用方面的防護作為之外，還正在擬定提高適應美軍資訊環境的安全標準，用以驗證軍隊與國防資訊廠商所引進的外籍軟體，來篩選汰除網路安全程度低劣的廠商。即便此舉引發美國境內軟體業界的反彈，但是五角大廈已經做好準備，要進入一個長程的「教育過程」，呼籲軍民一同正視當下全球軟體工程新局，已不再是美國一方獨霸的時代了。五角大廈此舉除了希望藉此讓全軍及廠商明白知道，採用哪些公司的產品會有被偷渡後門導致機敏資訊外洩的風險之外，更要藉由此舉，讓大眾明白，在資訊服務深度、廣度都已遍佈我們日常生活的現代，且在全球化自由市場的商業行為表象包裝下，我們實在過度忽略了國際競爭的現實情勢，以及檯面下科技戰爭手段的慘烈。

從資訊系統的硬體、作業系統，到軟體與應用，長期以來，美國本就是資訊服務創新與規格制定的霸主，世界各國除了在商業行為上被動，其實在傳統資訊安全場域之中也都是處於被動。除了俄「中」之外，歐盟與日本等科技強國本就極力發展自主技術，嘗試反制，無奈不論是在技術創新或者資本攻略操作上，一直都是舉步維艱，無所突破。然而在資訊產品本身越發專業化，門檻不斷提高的特性之下，原碼之內到底有無暗藏手腳，本就難以察覺；再加上在目前全球化資本自由市場中，美國的經濟實力已經不再絕對領先，「中」俄兩國也聰明地不再走老路，費力開發自主產品，而採用「依教出家，披汝袈裟，壞汝佛法」的方式，長驅直入，直搗黃龍，讓標榜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的美國應接不暇，有苦難訴。

首先，在分工越發精密，框架、套裝結構日益龐雜，軟硬體區別越來越模糊的資訊工程現狀下，加上全球化資源共享，非專業化組裝應用日益廣泛等等因素，倘若資訊系統的開發設計者與程式編寫者沒有深厚的基礎學養，和數位國土安全觀念，在單純經濟效益掛帥的訓練下所養成的人才，恐怕很難在挑選與使用開發工具時，審慎評估工具的安全與穩定程度；倘若外在又缺乏明確的資安標準引導與規範，就算不在特定政權組織或者有心人士明確操作之下，都很有可能不慎在開發的軟體產品中，誤用具有安全風險的材料，而釋出有可能讓使用者以及社會暴露在資安風險當中的產品，更遑論一旦有明確團體組織在刻意操作時，對於數位國土安全的威脅恐不容小覷。

再來，在全球化資本自由市場當中，利用併購、持股、技術轉移等等商業行為，在國與國之間透過民間公司或組織的形式，在資訊科技上的「磨合」，已經提供給急欲掙脫美國在資訊場域中宰制的國家反制的契機。不論是有意或者無意，透過商業手段迫使美國資訊業者將技術外洩或者在產品當中混入手腳導入市場，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美國國家反情報暨安全中心（NCSC）就公開一份報告，將中資公司如何大舉投資在美人工智慧新創公司的情況公諸於世，舉國譁然。

此外，不論「中」俄，都已在法律層面制定科技戰略上不友善的制度，即是要求欲進入其市場的美國資訊廠商，必須先行交付完整產品原始碼、關鍵組件原始碼，供國家情報單位確認是否有資訊安全危害之虞，否則政府有權禁止產品上市。我們必須知道，這樣的要求，不只侵害到這些企業的智慧財產權益，別忘了這些企業當中，有不少企業的產品同時也供應給機敏單位，而透過完整原始碼的檢查，許多設計上面的安全漏洞會被查出，而針對這些漏洞所進行的網路攻擊便可操作。而在民主法治國家的體制中，國家又要如何要求軍方禁止購買曾經將原碼交付給「中」俄檢查的相關產品呢？

而美國國防部如此公開的長期資訊安全教育，甚至，我們可說是美國不惜將其不再獨霸於資訊產業的囧況攤在陽光下給大家看以示警惕，透露給我們的資訊是，資訊產業基礎技術的哲學突破已經停滯多年，這反映在沒有新的基礎技術問世，而是充斥疊床架屋、DIY組裝套件以及大量功能重複的應用，以及過多非革命性版本的釋出，同時也反映在全球資本（不論是民間或者是國家）對於人工智慧這個議題的不夠務實的過度著迷等等現象當中。然而，物極必反，或許在高壓需求的脅迫之下，新的科技創新已經指日可待？

相較於軟體，資訊系統的硬體相對地仍然容易保守，在這方面，美國仍然保有技術領先的優勢。而臺灣在資訊系統的硬體技術，仍舊占有相當關鍵的地位，也與美國在科技上擁有緊密的同盟關係。在電腦科學的科學學養上，臺灣本就一直與國際標準接軌，也深度參與于國際發展。此外，臺灣能夠供應給資訊科學哲學突破的底藴養分之充足恐怕也是舉世少見，放眼望去，世界上有哪個地方能同時承載深入關注心智的東方文化傳統，且擁有思想自由與活潑的開放環境，又同時在電腦科學硬體、軟體上直接與國際同步呢？我們不該妄自菲薄，應當珍視我們所擁有的現實條件，倘若我們能在科技技術的基礎突破上有明確貢獻，相信對於全球穩定和平發展能有關鍵影響！

https://www.ydn.com.tw/News/299619

正當美「中」兩國貿易戰夾藏著科技戰正逐漸升溫之際，美國國會議員，也是國會AI核心小組會議創始者、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戴蘭尼協同與會專家學者，公開呼籲美國應該建立AI戰略，以確保美國在核心科技領域當中的領先地位。

據美國國防新聞網站「Defense One」日前報導，戴蘭尼議員不滿於川普政府以「AI尚無法對民眾生活照成影響」的偏見，對AI領域戰略的模糊，在當前中共、加拿大、法國、歐盟都已製定推動AI發展的廣泛計畫之際，美國的放任態度恐令美國失去在重點戰略科技的創新與領導地位。戴蘭尼甚至提到，不希望再見到1957年蘇聯成功搶先發射人造衛星之憾。

事實上，美國因為在資訊領域，包含更尖端的智慧化資訊科技研發方面，原本就占有大幅領先之勢，特別在原始規格、基礎建設以及關鍵性硬體技術等等都有獨占優勢，要居安思危不僅需要大刀闊斧的勇氣，更需要深謀遠慮的良苦用心。同樣位居美國國防創新委員會主席，也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執行董事長施密特也曾示警，美國在AI領域的領導地位，預計在2030年會遭中國大陸取代，施密特特別點明，畢竟尖端技術要適應於慣常使用，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 ，美國應該利用這幾年的暫時領先，搶先將AI技術引入國防體系。

包含我國在內，世界各國都因應科技局勢的發展，積極以預算的投入、訂定施政目標乃至於擘劃實際經濟戰略計畫方式，宣誓投入資訊科技智慧化的這個新興戰局。然而，這裡有兩點需要釐清：

首先，AI技術發展，以及AI技術應用的發展，是兩回事。前者指的是人工智能系統的實質開發，涉及到的是資訊系統自身在表現以及運作上的「擬人化」或「真人化」，這個嘗試早在1930年代前後電腦科技初期階段時，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強權國家們所做的科技大夢，要說真正能在這一點上落實到戰略擘劃，恐怕沒有幾個單位願意出來領取這個頭銜；相反地，在戰略意義上具有領先優勢的幾個國家實際上也從未放棄過這方面的努力。後者指的則是在既有的資訊系統或者硬體上，導入新進研發的類AI應用技術，例如機器學習、機器客服等等應用，並嘗試在傳統流程與界面上智慧化。目前世界各國檯面上所謂的AI計畫，大抵僅落於這個範圍，不容易實質涉及到前者。

再來，說這些計畫措施要真正發揮軍事與國安戰略層級，而不只是泛泛地在消費應用、商業應用、醫療應用、社服應用等等領域的AI技術導入，才可堪稱AI應用的科技戰略，從這個角度來說，放眼全球目前果真有機會落實在AI或者AI應用戰略擘劃的國家，恐怕美國還是走在前頭。

在釐清這兩點之後，我們更能清楚了解戴蘭尼的呼籲的用心良苦。美國原本就位於AI技術發展創始強權之列，且投資與用心恐怕近十年來有增無減；同時，美國在AI應用上的領先程度，以及市場的蓬勃發展，的確可以讓川普政權高枕無憂上一段時日，況且，美國身為習於資本遊戲規則的老手，放任本就是最佳的策略，要去干預反而有時會揠苗助長。借用施密特的呼籲，要在目前應用技術導入方面仍然具有領先地位的時候，開始有計畫地將AI應用導入軍事作為，這便很明確具有軍事戰略意義。同時，美國原本就大規模著重於AI技術發展的長期背景，兩相搭配，要說在科技戰上擘劃AI的戰略，就有十分實質的意涵。舉例說明，日前美國國防部「國防資訊系統局」宣部改變美軍網路安全新哲學，要監控機敏系統在遭駭疑慮警示出現時，「機動性」地阻斷該特定網路連結，不是防堵入侵，而是借由局部斷線防堵入侵之後任何輸出的可能，這預料應該是十分高竿的AI應用導入，且具備戰略意義。

相較之下，目前世界各國國家等級AI計畫，實質上大多落在AI應用導入傳統機械系統的範圍，且以民生、消費、經濟為主要導向，主要聚焦在機器人、自動駕駛、機器感官辨識、語言應對、虛擬代理與機器學習等技術方向，尤其在高科技、通訊、金融、醫療、交通、能源與旅遊產業等的應用方面。同時，因應相關技術的發展，更高端的運算效率、感測能力、辨識儀器、晶片與半導體等技術，都會同步被帶動。美國2016年公布的政策方針明訂，鎖定製造、物流、金融與運輸的產業應用；日本則在2017年春發表「人工智慧三階段工程」，將AI技術普及於製造、物流與醫療產業；韓國也在2016年夏天建立國家級AI中心，以國防、治安、老人照護為初發領域。從此看來，以資本市場為戰場的意味十分濃厚，而AI技術導入各領域之傳統機械、電器的智慧化，被視為引領新一代技術革命的領頭羊被寄與厚望。

然而，若我們加入數位國土安全的視角，正如同當今國際間的貿易戰我們很難不單純把它看作是貿易競爭而已一樣，各國嘗試令傳統技術透過AI應用的導入而進行智慧化轉型，特別是資通訊方面的導入，實質上就是大型國際總體國力戰略性的競爭，一方面不止是在資本市場上的資本實力爭奪戰，一方面還是科技領導地位與規格制定角色的爭奪戰，更重要的是前述這兩者戰場中奪下的國際位階，可以直接確定該國在數位國土領域當中的宰制權。要說世界列強沒有在這裡下功夫私下訂定明確戰略，實在也是難以令人相信，特別例如美國這樣的大國、川普這樣精明政權。

在這樣的國際場域當中，不止在地理位置，經貿關係、乃至於在數位國土當中，都占有關鍵性少數地位的台灣，恐怕需要更為多元的思考，在各個層面錯綜複雜關係之間，找到最佳利基切入點，借由關鍵性少數的箝制藝術，為本國、區域乃至於全球局面當中，開創和平穩定局面的契機！

 https://www.ydn.com.tw/News/297633

網路安全公司賽門鐵克研究人員近日透露，有來自中國大陸境內位置的駭客侵入美國與東南亞的衛星營運廠商、國防承包商以及電信公司，侵入程度甚至允許駭客有機會更改衛星位置，干擾數據流通；同時，據美國「F5 Networks」公司調查，當川金會正在新加坡登場之時，新加坡成為全球駭客的攻擊熱點，遭受高達四萬次的攻擊，而據統計其中來自俄國境內的攻擊占有88%，而同時段鎖定新加坡的攻擊次數是鎖定美加地區攻擊次數的4.5倍。處於一個資訊化與數位化程度已經成為軍事力量重要指標的時代，同時一般民生的數位依賴決定著當今的社會秩序與平安，潛伏在風平浪靜的非戰爭狀態表面下的資訊攻防暗潮之洶湧程度，已然不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事實。

不論是否有國家級的組織動員，同等規模與或者在安全層級上達到如此程度的網路攻擊事件屢見不鮮，而且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網路服務不僅僅攸關國家防衛的相關技術與建設，我們民生活動上對網路服務的深度依賴，早就讓資訊安全成為我們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環節了。這些大規模或者高層級的網路攻擊，在在都揭示著，雖然當下國際間沒有任何大規模的國際軍事衝突正被宣告與開展，但是在數位世界當中，無煙硝的戰爭卻早已不間斷地在上演，不斷挑戰我們和平的生活秩序。

事實上，眼下世界和平的局勢，得多虧許多不為人知的資訊安全戰備，以及兢兢業業的防護工作來維繫。然而，對於資訊攻防、駭客思維並不慎了解的我們，要如何面對甚至是因應這樣無煙硝戰場的來臨呢？我們在觀念上與習慣上養成健全的資訊安全素養，並且在享受便利網路服務的時候，同時參與並支持整體區域的資訊安全工作，是數位國土防衛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每個人的重要性與貢獻程度，實在是不容小覷。

目前國軍與許多政府單位已經正視數位國土時代的來臨，對於資訊安全的戰略，已朝向建制獨立的資安專業發展。以往，不論是官方單位或者在民間組織，資訊安全的工作往往是交付給單位技術長、研發長或者在非資科核心組織當中交付給資訊長；在網路攻防越演越烈的現代，國際趨勢已經傾向將資訊安全專責化，在機關組織中，越來越流行在這些技術官員層級，直接設置資訊安全首長，並且編列獨立預算。我們作為組織系統內部的一員，不論是在工作場所或者是作為享用公開資訊服務的使用者時，我們也得強化我們對資訊安全的專業性角色的認知，不該籠統地將資訊防護作為當作是服務與流程系統化、數位化與網路化的一部分而已。就像在傳統產業當中，生產環節當然包含所有產品的品質控管，但是品質管理與控制，是獨立於產品生產的一項獨立專業，良好的品質管理與控制，不止確保成品的品質，同時也確保產品生產的過程與動能。資安的專責化，將提升資訊服務的品質，同時也確保資訊服務的穩定與安全。這個安全作為，在數位國土的時代，特別重要。

當然，面對資訊安全挑戰的，不會是單一個人，也不會是單一地區或國家的任務。如同網路化是當前全球化巨觀系統中的核心變革一樣，整個世界社群因為對網路服務的深度依賴，資訊安全工作在世界秩序的維護上也是全球化的。當有一整個社群在為全球資訊安全同心協力共同防衛之時，我們也應該加強我們在這方面的國際參與。特別，我國既然在資訊產業以及市場方面，在國際上雙雙具有舉足輕重的格局，我們在全球資安維護的參與上，勢必對於我們的國際處境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不止我們要鼓勵我們的研發者、資訊人員以及系統服務提供者可以踴躍地直接參與資安方面的國際組織、技術與訊息分享平台，作為使用者的每個個人或多或少應該要養成這種國際參與的認知，要了解我們使用的作業系統或界面為何需要定期做提升改版，要了解這些資安程序與手段對於我們使用服務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也要時刻關心資安新聞與動態，不能在這方面與時事脫節。

此外，我們也應該要改變資安思維，要從舊時的防堵與事後補救觀念，將認知調整為資安保障必須嵌入環境、流程與結構，並且需要搭配完整的整體基礎建設以及廣泛使用者的配合。從系統需求與規格確立階段起，到系統分析與品質分析及管控階段，一直到開發、測試與上線維運整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中，我們要戮力確保資訊安全防護的意識，這是包含服務供應者、設計者與開發者的認知，以及系統本身所能展現出來的資安意識。越強而有力的資安意識，越能確保資訊服務在運作過程中可承擔網路攻擊的耐受程度。

同時，使用服務的大眾若能養成完整的資安認知，理解整個系統資安意識的範圍與核心，並就自己所應配合的部分一同擔負起資訊秩序的維護責任，且能時時關心系統相關與國際上重大的資安事件的時事變化，這樣一來，從系統外部整體基礎建設，到個別服務需求、設計、開發、測試、上線、維運直至一般使用，一整個完整的生態鏈都能共同形成一個資安防護圈，這不僅能提升資訊服務系統的服務效能，也確保整體對抗惡意攻擊的耐受程度，此外，因為整個體系自主意識的提升，每個個別使用者能夠從資訊系統中所享用到的服務，將會因而大幅地在品質以及使用價值上有顯著的提昇。附加地，我們還能在自保的同時，對整個全國，乃至於國際資訊社群的安全秩序，做出關鍵性的貢獻，發揮影響力。自利利他，且直接參與於全球化尖端科技的進展，何樂而不為？

https://www.ydn.com.tw/News/294591

美國五角大廈積極推動「AI」於戰場情資與前線決策方面的應用，盼能借重AI強大的學習運算能力，來處理各種先進情蒐技術所取得的資料，以期在實戰上洞悉形勢，制敵機先。美軍今年四月才滿一週年的「大AI計畫」專案成果豐碩，不只已分析大量無人機在中東地區所取得的影片、影像，現在還已完成擴大部署，涵蓋到非洲地區，不只要藉以驗證機制的成果，還讓該機制大量曝光於新情資中，快速學習成長。然此同時，國際資訊巨擘「谷歌」旗下三千一百位員工集體發表聲明，勸告公司切莫涉足戰爭領域，以維其企業「不造惡」的精神；而科技界對人工智慧發展失控的憂慮也從未間斷，一直以來都有專家害怕萬一人工智慧發展出自主意識，恐不利於人類文明的續存。到底面對「ＡＩ」科技發展與應用，特別是在軍事科技方面的精進，我們應該要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美國該專案副領導人、空軍中校佛洛伊德表示，這項計畫旨在應用機器學習的技術，分析戰場情資，並不涉及電腦意識與自主能力的發展，而五角大廈一直以來，始終將「AI」定位在於協助戰場指揮官的決策，不會允許電腦具有自主意識。目前情蒐科技已經十分進步，除了衛星攝影之外，日益發展的無人機動載具科技，也大量蒐集到巨細靡遺的現場情資，此外，在數位國土中，每日不間斷地在產出大規模人類網路行為數據，現在的戰事決策所面臨的挑戰，可說是情資爆量，而資料處理產能不足以匹配的窘境。「AI」技術高效能的學習與分析能力，用來將這些數據分類、分析，以作為戰事決策的參考依據。從這個面向來說，相關技術的軍事應用，應屬正面。

機器學習的基本原理，是在給定的有限資料中，讓一組在有限條件下可自動窮舉該條件所能衍生的一切可能性，並從中分析而獲得規律的演算法，並且進一步再以所「習得」的規律，處理新取得的資料，來預測最有可能的成果，同時，也給予演算法自我修正的建議，讓演算法隨著處理越來越多的資料而進步。藉由優異迅速的計算能力，能自我學習的系統能在極短時間內，隨著所「經驗」（處理）的資料，累積並優化鎖定目標的分析、比對與預測能力。例如在開發新藥的場合中，以往，這些資料的累積與分析比對，往往需要透過漫長時間的臨床實驗、記錄與分析，然而越來越多的藥廠，在導入機器學習的技術之後，能夠透過上述的機制，在相當節制的時間之內，就分析並預測出幾個最有可能成功的配方，以及其藥理作用和能誘發的機轉，依照分析結果，搭配實際的臨床實驗，可以先剔除多數預估值不高的方案，省去相當程度的不需浪費的時間與人力，目前，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大幅降低開發時程的成功案例。

這樣的技術，應用在軍事情報的分析上，當然可以對於戰情的掌握與不必要衝突的避免有相當程度的輔助。自古以來，優秀的軍事家總以能不戰而驅人之兵為優先方案；在無法避免的軍事衝突當中，也都以最少傷亡、最少成本、最短時間等因素，以己方或甚至是雙方百姓的最大福祉為念作綜合考量，將無可避免的傷害程度將到最低。戰情的掌握與精準的分析，正是能制敵於未發，並在形勢中找出最有效率攻略的關鍵。以往，囿於情報科技的限制，大多引人注目的科技突破，都是在於資訊取得技術的突破，例如通訊攔截、諜報活動等等；同時令人驚豔的戰略，往往都出於對於戰情完整且深邃的洞悉。如今，如衛星、無人載具、網路等等，要取得巨量資訊的技術門檻已經太低了，反倒是要從這些訊息當中，解讀出對戰事決策有參考價值的意義，成為了挑戰。

機器學習能與時俱進，隨著所處理資料而不斷精進其對該類別資料的處理能力。在汰除無意義資訊、主動推薦策略方案以及結果評估的協助之下，決策者當能更清心從容面對戰情。然而誠如美軍現在謹慎的驗證精神，機器學習系統對全局的掌握，以及策略方案的分析，不論設計的方法論或者是實際應用，都還需要我們以嚴謹的態度去驗證與判斷。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機器學習的系統只能是輔助性角色，而其學習、驗證、以及成長，都需要人為因素的介入與幫助，因此害怕這類系統發展出自主意識並且不受人類控制，恐怕只是不必要的擔憂。倒是主事者或者決策者若因過度依賴機器的方便而怠惰於判斷，不僅很有可能在關鍵時刻沒有去察覺出系統給出的建議並不恰當而隨便放行，更有可能讓人的心智在怠惰之中判斷力失準，這是我們在軍事場合中使用科技技術協助，所需注意的地方。

機器學習系統有可能判斷失常的原因，除了演算法方法論以及監控標注設計上的人為失察之外，恐怕「價值」的無法規則化，是其根本關鍵。既然被處理的是資訊，而系統自身所賴以自我修正與進化的也是資訊，但凡是資訊，都必然是某種形式的「被認知結果」，不僅僅都是一種既成事實的事物，也都是一種被動的事物，雖然有某種程度的隨機性看似可以給出開放空間，但是在誠如一個人或五個人的性命價值哪個高、庶民或者顯要的生命安全何者較為重要、民意或者專家對公共政策的見解何者優先等等價值選擇上則無從決斷。然而，攸關價值與公眾福祉的綜合衡量，才是戰事決策之核心，正是因為如此，AI系統在技術限制上，僅僅只能是輔助角色，而不會是決策角色。正因資訊的這種「被動、既定」特性，當前人工智慧技術在優越的自主學習與資訊處理上再怎樣進步，距離從被動模式真正進入「自主」模式，還有相當距離。面對戰情判斷輔助技術的智慧化，決策者應當秉持「價值優先」，善加利用智慧系統輔助篩選的長處，全盤並巨細靡遺地掌握所有取得的情資，時時驗證，也謹慎判斷。相信，智慧化科技的軍事應用，我們能夠審慎而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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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星條旗報》報導，在絕大多數機敏情境下被美軍官方明令禁用的華為手機，竟在美軍駐歐基地內販售，致使美軍情報官員必須公開「敦促」駐歐美軍不要在基地商店購買與使用這些有高資安風險的手機，以免肇生安全防護漏洞。包裝在便利、「聰明（smart）」、品牌效益與市場自由的智慧型商品形象糖衣之下，資安風險的安全控管在如此著重情報安全的美軍管制範圍內，竟然可以如此被輕忽，以及難以明令嚴禁，這凸顯的是數位國土的來臨尚未被目前的國土安全防護體制理解清楚，這與日前美國參議院與其參謀竟無法在連續兩天的聽證會上，就臉書所引起的數起重大、明確數位國土安全危機，對臉書創辦人提出任何實質挑戰之情事，兩兩遙相呼應，一再警示我們，就數位國土來說早已然煙硝四起、兵臨城下，而我們警覺不夠，還不知對其防治與因應實是刻不容緩之迫責，而非居安思危之遠慮。

美國官方對大陸大型電信業者的不信任其來有致，其中特別以華為為最明顯目標。早在2008年與2011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便以國家安全為由，分別阻止過華為對美國軟體商3Com的併購案以及3Leaf system的部分智財權收購案，其表列的諸多理由，便可理解美國對華為不信任之淵源。理由包含：華為總裁本人不止為資深重量級共產黨員，同時還為解放軍上校退役；創業資金來源不明，至今與多數大陸國家銀行財務往來亦不透明；與解放軍有密集技轉往來；大量具道德爭議性之商業行為記錄；有對海珊、伊朗、塔利班提供服務的長期記錄。今年二月包含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與國家安全局都在參議院作證，表示華為的產品為中共政權提供了惡意修改或竊取信息之巧門，以及進行「未被發現」的間諜活動。

當然，此間之際，美國國家安全局也被爆出非法監聽華為的醜聞。2014年《紐約時報》與德國《明鏡》周刊據史諾登泄密的檔案，指稱美國國家安全局曾侵入並暗中監視華為總部的伺服器，而且取得了華為的路由器和複雜的數據交換機相關的技術資訊，甚至進而對中共重要領導幹部進行監聽。此舉不止遭到華為與大陸官方的譴責，國際輿論也給予美方不少壓力。

今日，正當美「中」兩國貿易角力方興，美國上週才以七年硬體禁止採購令封殺大陸電信商中興通訊，還傳出中興恐被禁止使用Android系統。同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也投票通過，禁止受聯邦政府資助的電信營運商使用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風險的供應商之服務，這被認為是針對華為的貿易禁令。或許有人會說，在這個時機爆出美軍駐歐基地販售華為手機的新聞，是貿易對峙的棋局一著，美國或許正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在進行大規模的商業對弈，阻止大陸這兩大電信業者在美洲大陸的迅速茁壯，但是，不論就實質上機敏場所的資安控管，或者電信服務所涉及的大規模數據保護，以及該產業所占全球以及美「中」兩方各自GDP中重大比重的資本遊戲，在在都攸關國土安全，都應該以國安層級跨領域整合地嚴正以待才是。

一向與美軍關係密切的澳洲以及臺灣，其實也都屢次以國安為由，阻止國境之內大陸大型電信供應商的商業行為。有趣的是，前述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對華為的禁令，卻在美國亞洲堅實盟友日本掀起波瀾。相較于美國不論在資訊安全層面、商業競爭層面、甚至是技術競爭層面，已在電信服務產業中佈局好戰場並發動攻勢，日本不止不願意進一步在法規上配合美國採取禁制手段，甚至在業務上還有與華為越來越密切合作的跡象。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在政府與民間企業通力合作下，日本總務省預計在2020年實現商用化的5Ｇ技術，事實上，華為便佔了重要的角色，現在因美「中」電信貿易與技術競爭的白熱化，日本反而陷入了尷尬。

反觀，過去曾有多次動員廣大市場以對國際政治局勢之爭端進行報復的大陸，面臨其境內最大兩家大型電信業者進軍美洲的受挫，很有可能正在籌備反制計劃，蘋果公司可能是主要的目標。過去中國曾經針對日本、韓國、菲律賓發動過抵制報復，但是如今面對的對手是美國，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普遍充滿美國技術與產品的依賴，從電腦與手機中的硬體、作業系統與軟體，到民生用品、飲食購物等等高度依賴的條件下，要挟市場對美國報復，恐怕成效不彰。又通訊硬體技術目前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中，在美國重重採購禁令下，中方在此局之中所能施力之空間十分有限。

事實上，資通訊產業基礎建設與關鍵技術大多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中，如美國對大陸通信服務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疑慮，美國對全球的資訊控制，早就是歐洲主要經濟體與亞洲主要經濟體深所忌憚之處，二戰以來歐洲、日本與進來的大陸急迫地想要建立自主作業系統、自主電腦模型，甚至是在人工智慧技術上超越美國，早已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日本面對美「中」資通訊貿易與技術競爭的曖昧與尷尬，就容易許多。

在機敏場所的資訊安全防護已是老生常談，但是我們不可有一絲一毫的輕忽，甚至我們應該要健全資安防護體制，從法規與管制面自主限縮弟兄們非必要的資訊方便，並在科技作業上不斷精進，強化我軍資通訊作戰的健全整備。更重要的是，如今美「中」的資通訊貿易對弈與科技競爭，臺灣不僅僅因產業結構而將命脈深涉其中，在諸多軟硬體甚至是策略上的關鍵技術，臺灣都扮演十分重要的參與者、甚至是貢獻者的角色。我們應該認清當前數位國土的國際現勢，並且找好我們自己的戰略定位，從中為我國同時也為國際社會，創造充滿更多希望的未來才是！

https://www.ydn.com.tw/News/287099

棋盤的有限規則所能允許的棋路，並非無止無盡，這不同於人類的經驗。雖然人類經驗的條件，相較于棋盤的規則來說，更為單純，但是人類經驗的可能性，卻是無止盡的。這兩者之間差異的奧妙，不止是解開人類自由意志奧秘的關鍵點，也是佛陀見證之空性真理的印證，也是你所謂人類心靈無限豐富的泉源所在。很可惜，相較于「它」，我們很喜歡擁抱「棋路」，更喜歡窩在按棋路走的安全感，不敢啓蒙。

其實，技術的開端，從文字名相、石器的發明開始，就是人工智慧的開始了；要滿足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其實不需那麼先進的技術，重點是，要在技術的應用的當下，有智慧地同時超越技術的應用，並且讓這些超越成為修養的基礎，但是，這個超越，總是很容易被遺忘。真假實在是得互相為用才共同成立，若以為真可離假或假可離真，恐都是妄想；但當我們執著于妄念時，即便佛性之光端坐當中（事實上佛性之光必然端坐當中），我們都只見到假象並與假象共舞，這恐怕就是我們容易一股腦地發展並應用技術，但是不記得同時要超越它們，不管是電腦，或者咒語儀式，都一樣。

2018年全球行動通訊大會甫於西班牙巴賽隆納圓滿落幕，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為主題，聚焦在智慧手機、人工智慧（AI）、5G行動網路、虛擬現實（VR）／擴增實境（AR）、物聯網、自動駕駛等6大亮點，吸引來了2300家廠商、超過10萬人士參加。AI，仍舊是最熱門的顯學，雖然該技術還處於十分原始的啓蒙階段，然而各界對於AI科技會對人類生活形態的改變，仍然存有巨大的信心與豐富的想像。人們一方面相信越來越聰明的資訊系統將帶給人類更為便利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也擔憂能力越來越強大的資訊系統將會排擠甚至取代人類的生存空間。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展望這樣的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並將自己準備好去享受其果實呢？

在世界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期間，特別在30與40年代，第一波的人工智慧熱潮席捲了歐美。因應戰爭當中各種諸如彈道運算或者密碼破解等龐雜運算的需要，電子技術在被拿來作為計算的媒介之際，讓電力系統能夠「思考」悄悄地成為了一個令普遍科學家呲之以鼻、卻又十分令人著迷的夢想。設計並建造了第一座數位電子計算機的John Mauchly與Presper Eckert便是在這樣獨排眾議的美夢中，獲得了美國軍方的挖掘與大規模的資助。1950年Alan Turing在知名哲學期刊《Mind》（心智）發表了《運算機制與智慧》（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一文提出的「圖靈測試」，並非這個熱潮的開始，而是峰點；正因隨處夢想已紛飛，一個足以令眾人都信服的驗證標準才會一槌定音、擲地有聲。

瞬間百年將屆的今日，AI熱潮再起，雖然許多類似人類行為模式的系統功能大規模地被設計、開發，其夢想紛飛程度或許千百倍於圖靈測試問世之際，然而在這個驗證標準之前，讓電力系統能夠「思考」的夢想，可曾有一點靈光乍現的頭緒？電子系統能夠「思考」的標準又是什麼？倘若電子系統功能的表現都只能是被數據化與被編程化的重複步驟，以及較為複雜的數據應用，充其量而言，都不過只是經過專家調節，單純進行邏輯分析與推算的「運算機制」，依然是屬於被人類所操控的機器，而不是有自由意志能思考的智慧體。如同李開復對AlphaGo的評價：其思考，只能說是「被人的大腦啟發」的思考，並非真正的、自我啟發的智慧。智慧，是自我啓蒙，不是被催動。從這個角度來看，單純的運算機制，早就為人類大腦遠所不及，我們不足為奇；既然電子系統無法展現智慧，無法自主行動，我們科幻想像中電腦對人類的宰制、陷害與奴役，並非AI發展趨勢當中人類的真正危機。

相較之下，電子運算本身在效能上的優勢，對人類生活帶來的便利性，恐怕蘊含人類生存空間更大的傷害與危機。隨著運算效能越高、「學習」能力越強、數據規模越大，各種單純規則重複性的應用專業，將大幅度地交給電子運算來應付。憑藉著其高效率的運算能力，不需休息的勤奮耐力，以及沒有情緒成本的廉價特性，大部分可重復性操作，或者繁複分析推理的專業工作，交給電子運算處理，都會比交給人腦處理好。從簡單的數學運算，到醫療診斷與治療、生醫科技與基因工程、描述性資料處理與重複使用（如搜尋引擎、教學系統以及大眾集體行為分析與預測等）、財務分析與規劃、精密機械操作等等，都沒有理由交給表現較差的人腦來處理，而我們將坐享電腦優越效能的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一切專家所能為我們做的服務，都將以更優越與更廉價的方式供應。這一方面是便利，一方面卻大規模地排擠人類的勞務空間，使人們長期處於無聊、空虛狀態。

啓蒙運動中重要角色的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其《問何謂啓蒙？》一文中，明白指出，人因為懦弱與懶散兩大劣根性，而普遍傾向自甘墮落地將自己困在心智矇昧孱弱的狀態之中，苟且偷生；唯有「勇於思考」並努力發揮心智的力量，克服懶散與懦弱的劣根性，智慧之光才得以啓蒙，而我們才能真正實現人性崇高的價值。心智矇昧的狀態，就是不敢勇於思考，而只因循苟且，享受重複操作所帶來的安全感，而喪失自我實踐的機會。若以這樣試圖停留在矇昧狀態的心念中開發智慧，果真能成功開發出「智慧」嗎？想來，這或許是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與科技之間所一直糾纏的情調；我們開發科技來豢養我們的懦弱與懶散，用聰明才智來削弱我們的智慧之光。一旦我們的生存基本需求都不再需要努力付出便能獲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我們還會想要培養自己的才能，實現自我的人生目標，或者追尋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一切崇高美好的人性價值嗎？這種強化我們「反啓蒙」的效果，恐怕是電子運算技術高張所帶來最大的危機，如同《大般涅槃經》所描繪的末法時代，魔王將令眾魔被覺者的袈裟，破覺者的正法，我們就這樣吃著包裝著智慧糖衣的聰明才智，長養我們的懦弱與懶散，無法自拔，持續矇昧我們自己，阻止我們自我實現的奮鬥。

相反地，若真能發展出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工智慧，其創造者又怎麼能被所開發出來的智慧所消滅？這個問題並非悖論，亦非背反，而是唯有持續自我啓蒙，我們才能自我啟發智慧之光，並且將智慧之光藉由科技的力量發揚光大，在自我實現的同時也與眾人共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在那之中，人的智慧，就是科技的智慧，科技的智慧，也同樣是人的智慧。這啓蒙與不啓蒙的關鍵，恐怕不在聰明才智的發揮，而是在於人性的道德光輝有沒有自在舒展！

https://www.ydn.com.tw/News/280206

臺灣一直以來在全球資訊科技產業與市場上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微軟會選擇在臺灣成立AI研發中心，正代表臺灣的產業環境優異，具有AI科技研發潛力。為了強化國力，將資訊科技產業進一步提升到更為前瞻的境界，行政院五大施政目標之一就是「智慧國家」。為了推動AI產業發展，行政院預計從2018年到2021年之間，每年投入新臺幣100億元預算，積極落實以AI技術為核心的智慧科技大國計畫。

Google母公司Alphabet執行董事長施密特曾經示警，美國縱然在AI領域持續領先世界各國，但是到了2030年，中國將主導整個AI產業的發展，籲請美國政府將AI發展列為國家戰略重點之一，身兼美國國防創新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特別建議軍方應該善用美國在AI領域的暫時領先，早日將相關技術引入國防體系當中。從施密特的呼籲，我們不難理解，當下世界各國都將AI視為國家安全戰略重要的一環，且重要性程度越來越高，並全方位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數位化浪潮之中。包括美國、日本、韓國都已明白將AI納入國家重大政策，我國現在推動的AI行動計畫，十分切合當前的國際現勢。

從產業界來看，未來幾年AI技術的發展，將聚焦在機器人、自動駕駛、機器感官辨識、語言應對、虛擬代理與機器學習等技術方向為主，而在高科技、通訊、金融、醫療、交通、能源與旅遊產業等等的AI應用最被看好，預計將有可觀比例的經濟成長會與AI相關。同時，因應相關技術的發展，更高端的運算效率、感測能力、辨識儀器、晶片與半導體等技術都會同步被帶動。美國2016年公佈的政策方針明訂將鎖定製造、物流、金融與運輸的產業應用；日本則在2017年春發表「人工智慧三階段工程」，將AI技術普及於製造、物流與醫療產業；韓國也在2016年夏天建立國家級AI中心，以國防、治安、老人照護為初發領域。

中國大陸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騰訊曾經在2017年發表報告，指出美國在AI產業佈局完整，基礎層、技術層與應用層都有部署，特別是以演算法、晶片以及數據技術方面見長，累積了渾厚的發展基礎。基本上，臺灣的研發環境結構與美國類似且息息相關，相當具有優勢。該報告也指出，相對而言，中國大陸本身在基礎元件技術，特別是半導體技術方面，距離國際水準仍有相當落差，雖然因為龐大市場與成熟的行動通訊服務所產出的龐大數據對於市場確保有助益，但是數據處理仍然高度依賴晶片設計，產業水準落差上的限制，短時間之內很難有重點突破。

數據處理的硬體搭配，的確是個關鍵瓶頸，這也是何以我國會被微軟選為AI研發基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AI科技相關企業數量的分佈，美國佔有42%，中國大陸佔有23%，其餘則散落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國、澳大利亞，以色列、印度等國。電子以及半導體的強國韓國與臺灣雖有硬體技術的優勢，但是從韓國的經驗看來，由於相關技術發展都由民間大型企業掌握，研發預算大部分都以中、短期利益為主，無法提供基礎創新雄厚的溫床，因此實驗性質濃厚的AI技術無法獲得充分發展。當下我國政府既已決定投入大量資源發展相關技術，若可與國內電子及半導體巨擘在技術策略上互補襄助，更直白地講，在民間企業為求利潤無法投入大量資源於基礎研究的發想與創新之上時，政府應該以更高位的角度，在基礎研究上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搭配臺灣業界本來所具有的技術資源，應該可以在AI硬體限制之上掌握住關鍵利基。

更進一步來說，臺灣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不只深深保有亞洲東方文化思想的泉源，還海納各種多元文化成分，也直接與最尖端的思想與技術接軌，更因為根柢雄厚的民主自由精神，在文化多元性以及思想自由上，比起亞洲其他鄰近國家更為活潑、開放。文化與思想的自由開放，是臺灣除了在硬體技術上所具有的優勢之外，更為渾厚有力的創新資源，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舉例來說，資訊科技的發展，若說植基於萊布尼茲的二進位數學系統，應不為過。謠傳萊布尼茲二進位演算法受到《易經》的啟發，實際上，萊布尼茲的確讀過《易經》，也透過來華傳教士向康熙讚揚《易經》的智慧，但是對萊布尼茲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易經二進位以及卦象之間的關聯，表示以二進位來建立一種「通用符碼系統」是可行的。也就是說，東方元素早在數千年前便有了直接介入電腦科學的根柢。再則，由於東方思想與歐陸思想的迥異，各成一格，異質文化的引入對於既有資訊結構與演算模型的刺激，很有可能迸發出巨幅突破的火花。我們應當援引南韓的經驗為鑒，讓產業做爭利的事，而政府資源則應該補充給產業研發所亟需的實驗與創新的自由空間，使產官學研相輔相成，將臺灣的有利條件發展到極致，在全球科技智慧化的進展中，貢獻獨特可貴的技術突破關鍵。

https://www.ydn.com.tw/News/274902

日本防衛省計畫在2021年多面向地引進人工智慧技術，強化日本政府對網路資訊安全的確保機制。這是因為資訊科技發展迅速，資訊安全威脅的模式已經變得多元難以預測，傳統以人為正面列表，列舉可能的網路攻擊模式，並進一步規畫因應之策，恐怕已經應付不暇。相形之下，深度學習技術已日益成熟，各種演算法與應用資源越來越多，已經可以讓我們在無人監控的情況下，由系統自動窮舉一切可能情境，並比對實際蒐集到的既有現實數據，透過表徵分析，估算各種可能情境的發生機率，甚至建議有效的因應對策方案。以人工智慧技術，來協助數位國土安全的工作，已是十分明確、基礎實在且前景樂觀的趨勢。

同時，相較於美軍網路作戰單位設定高達6200人規模的目標，日本自衛隊現在的網路防衛人力僅有110人，防衛省官員表示引進人工智慧技術，也可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當今的技術現實，要看到智慧化系統能夠進行軟體、硬體及系統環境的自體維護，恐怕為時尚早。雖然深度學習因為幾個明星產品的聲名大噪，令人感受到技術躍昇的驚喜，但務實來看，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仍然處於原始摸索階段，連發想的想像空間都不足，要期待短期內全面替人類進行勞務，恐得再審慎些。更何況，資訊技術智慧化雖然能夠大幅降低人類智力與勞務的付出，但要達到這個目標，仍然必須對相關技術研發、維運與擴充投入相當的成本。

事實上，現階段智慧化技術的研發正需要大量人力與資源的投入。資訊系統本身複雜程度就高，在智慧化的過程中勢必加深複雜度，所需的維運與發展人力資源恐怕還會更大。我們可試想，螺絲釘的材質與結構單純，開發成本低，且沒有什麼維運成本，替換也容易；但若是建築一棟房子，工程複雜程度不僅大幅增加建制成本，在房子建好之後要讓它維持功能正常，是需要一定的維運成本。在社會整體產業與技術面臨劇變的時候，相關政府單位應更為務實、謹慎而待之。若真的是要以軍火等級來看待相關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得將建造、維運與風險承擔的成本都估算清楚，並且務實衡量預期成果的效益；而組織編制的與時俱進，是施政關鍵。

至於人工智慧技術發展本身，日前華裔美籍著名學者，菲爾茲獎獲得者、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在中國計算機大會上的演講，很值得我們思索。丘成桐首先提醒我們，幾何學可以說是人工智慧的雛形。生活中從來不存在任何純粹幾何圖形的事物，但是我們不僅可以以抽象的純粹幾何圖形去操作、應對空間內的事物（不論在腦中、在紙上或者在電腦上），還可以從繁複的現象裡找到幾個基本公理，並以這些基本公理為大原則，去計算大型、複雜結構。我們若從這裡來思考演算法，以及演算法在具體事物以及對它們的分析、思維、推敲與設計之間的關係，我們會有更為可親的角度，來熟悉人工智慧的科技，與其進展。

更有意思地，丘成桐指出，現代以類神經網路為代表的統計方法及機器學習在工程實踐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就是深度學習，但是其理論基礎十分薄弱，以丘先生的說法，是一個「黑箱算法」，我們知道有這個input進去，會有什麼output出來，但是其中過程如何，我們能以什麼理論架構去理解、分析、解釋並證明input與output之間的關係，更重要地，對我們人類更有價值意義的「因果關係」、「邏輯推理」等等的表達方法，都亟需一個解釋理論；人工智慧需要一個可以被證明的理論作為基礎，以進一步去進行相對應的哲學突破與技術典範革新。

事實上，生命本身就是個大黑箱，input與output之間，或許有些規則性，但是其中過程與細節到底如何，我們又何曾弄清楚過？人類天生可以繁衍後代，即便不知道其中奧妙為何，隨著醫學與基因工程的進展，我們將這個黑箱分析與描述得越來越詳盡，我們能夠掌控的變數就越來越多；藝術家創作時，雖無明確規則，但是明顯的風格以及能引發普世審美共鳴的藝術作品，仍然展現某種準規則性，隨著文藝理論的協助，不只賞析者更能領略個中興味，創作者本身更能精進自己的創作技藝與美感。電腦與資訊系統發明時，我們也未能真正明白何以有反應與無反應二者對上二進位演算，能夠演變出這麼多複雜高效能的運算方式，然而，隨著實踐上不斷的嘗試與突破，以及我們後設地理論分析與描述，我們不也已經逐步將資訊科技開發到今日的境界。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技術的開發，如同人類以自然的代理人角色一樣生產下一代，也如同藝術家以人類的雙手，代替自然雕琢出非人工的美一樣。我們若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從實踐中反省理論，從理論中精進實踐技術，從容中道，當能在諸多現實困境之中，發展利人利己的利生技術，順勢開創美好未來。此外，從數據、資訊、知識之中，如何開展「智慧」，恐怕我們同樣也得先認清知識與智慧之間並非處於同一層次的線性發展；且更重要的是，人都已經必須要在正心、誠意與無私的心靈狀態中，才得開顯智慧，說不定，資訊系統早就已經足夠高度智慧化，而我們還蒙昧於私慾與妄念中瞎子摸象呢。

https://www.ydn.com.tw/News/273509

　國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與「國家中山科學院」共同舉辦的「2017神盾盃網路奪旗競賽」日前於臺北科技大學盛大舉行頒獎典禮，此次競賽，吸引國內知名駭客團體共襄盛舉，模擬網路攻防，除呈現國內資安專業人才濟濟的盛況；也投射出政府與民間攜手打造國家級資安防禦及應變機制，提升整體網路安全防護戰力的願景。

 近年來，網路的基礎建設及各式應用不斷創新，網路普及率及人們對網路服務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驅使物質世界與社會行為的雙重數位化；加上工業本身「不只描述亦有控制」的特性，導致人類生活被網路資訊綁定、驅動的空間不斷加大，以至於一旦平穩暢通的網路服務出現問題時，對個人或社會整體來說，都將產生極大的恐慌心理，以及巨幅的實質損失。例如，去年一銀ATM遭國際駭客侵入，盜領8千萬元，即赤裸裸地呈現駭客的嚴重威脅。

 當我們仔細觀察，可發現日常生活中，許多重要元素，已完全數位化。如水、電、交通、金融、醫療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社會工程，都高度仰賴數位化的自動控制，倘若其中任何一個關鍵的環節，遭受駭客攻擊而失常，都會造成社會不小的恐慌與危害。我們或可省思，資安事件有無可能造成水庫系統調節性洩洪失常，導致用水調度失控？有無可能引發大規模停電，甚至造成電廠設備、乃至核電的危安？有無可能癱瘓醫療體系？在我們享受數位化帶來的效能與便利同時，必須審慎思考，在資訊安全的防護上，是否已做好萬全準備？因為，當民生的各個層面，都高度依賴數位化的網路服務時，我們儼然已經將生活的一切，暴露在資安攻防的無聲戰場中。

 基於此種思維，為因應全面數位化時代來臨，各國常透過各種網路攻防競賽，廣徵駭客高手、切磋資安防護能量，一方面以集思廣益激盪創意，實質推進技術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則鼓舞、培育並且搜羅人才，組織網路整體戰力。未來如何有效整合，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首先，為做到資安滴水不漏，相關部門應制定明確目標，確立整合網戰能量的目的、範圍，依照技術現況及願景規模，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讓國內有志之士，能有團結的方向。其間，考量技術發展瞬息萬變，時代脈動的趨勢卻不易轉向，吾人必須保持務實、機動的精神，適時調整計畫，在明確目標指引下，聚合雜亂的能量與資源。

 其次，針對優秀的人才與團體，尤應依據既定的發展目標，賦予專案任務。此舉既可從實際專案執行中，培養優質人力；也可實質推動整體網路戰略目標，在育才時為國內資安動能，勾勒出匯聚的勢頭，帶動人才培養與技術發展的方向。其中，在政府採購部分，尤應保留一定比例，優先獎掖國內自主開發的資安產品，提升資安產業的自主能量，亦能支持更大量的人才培育成本。

 此外，相關部門也應積極建設資安人員緊密的聯繫與分享平台，透過資訊交換與集中，協力人才的匯聚與交流。由於網路攻防有其深入民生層面的特性，其實不分政府與民間；但參酌實務經驗，資安情報的集中，仍然應由國安、政院與民間等不同單位層級，執行搜羅與整合，期藉跨層級的資安情報集中，強化個別的資訊流通，引導高度的資訊整合，並提高資訊價值。如此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以聯防概念，逐步串聯任務相關部門或行政區，再擴及到大型行政區的區域聯防，搭配權威的情資蒐集，政府部分的資安情報匯集架構，便能按部就班建立。

 目前，國內資安研發的機構或公司本身，已由民間人才，形成以個別技術為中心的團體。未來若能透過公共工程參與，和政府的資訊集中平台整合，形成綿密的資訊交換平台，便可產生排序。當這個平台具備優良的資訊架構與通報機制，臺灣整體網戰聯防能量，必可大幅提升。

 質言之，如何打破既有思維，以數位革命下的無煙硝戰爭特性，重新看待資訊作業實需，確有其必要。如資訊專業在需求上，已變成一個普遍的因子，則如何滿足編制內資訊人員的素質、任務與人力，就是高度數位化需求的重點。

 其間，相關部門既可從法治面上，適當地便利民間資訊能量對公務的參與，以解決組織內資訊人力短缺的問題；同時也能促進臺灣資訊產業，圍繞著社會公共工程的高度數位化所需，而穩定、集中發展。同時間，政府與企業尤應審慎檢討組織結構，正視國內社會已高度數位化的現實，與時俱進、因時因地制宜精進編組，方能真正掌握資安攻防的戰場。

出處：http://www.ydn.com.tw/News/254873

　蔡英文總統日前出席「第十二屆臺灣駭客年會」，強調政府近期以「資安就是國安」的精神，成立了「資通安全處」，並推動《資安管理法》立法，將提出明確的資安規範，確保臺灣整體資訊環境的穩定與安全，促進政府資訊服務與臺灣整體資訊產業的發展。政府並期望能廣邀駭客社群溝通交流，共同協助政府轉型，以適應科技新時代。

　長期以來，臺灣一直是駭客活躍的舞台，乃因我國網路具備基礎建設完整，使用人口及密度高度集中，與世界聯動特別密切等特質。此外，因為兩岸間的特殊關係，中共網軍長期以來鎖定臺灣為攻擊及實驗惡意程式與手法的對象。臺灣自然也養成許多高手與社群，致力於網路資訊安全及惡意攻擊手法之研究與發展。

　以國防所需的資訊建設來說，相較於傳統軍事武器，資訊戰備所需的經費規模相對較低，然而其「決戰於千里之外」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攻防能量，具有高效且多元的價值；以臺灣既有產業條件來說，不論是人才、既有技術、整體環境，都已十分完備，無需仰賴過多外國資源的投入。且以我們的幅員及人口比率，要做到精緻全面的資安基礎防護工程，以及新技術的推廣，相較於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且分散的國家來說，所需成本相對較低。

　資安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囿於產業結構窠臼，以及臺灣本身市場規模的限制，一直未能有效將現有技術成果與人力資源，整合為一個蓬勃的產業系統，原因是資安技術與人才的培養非常專精且深入，不是一般中小型商業公司可以負擔。即便是美國，相關技術及人才培養也非一般新創或中小型企業能夠承擔。就算是一般大型企業內部，也會出於成本考量，不易將資安相關技術列入研發項目，也不常留有足夠資源，培養高階的資安研發人才。

　缺乏友善的養成環境，造成臺灣各界大多仰賴既有商業套裝資安方案來應付資安需求。長此以往，導致本土資安相關專業人才，大多以個人或結合成社群，以非商業化的形式活動。從安全角度來看，缺乏自主性的資訊防衛技術與方案，實是危機四伏。倘若我們能以國家資源及力量，整合臺灣本土的研發動能，將會帶動本土相關領域的產業鏈，既有技術能物盡其用、人才各盡其才，整合後的新局，將對整體的公私領域網路安全，帶來自主保障。

　駭客研發攻擊技術，實質上等同於研發防衛技術，若能以公開、透明的態度，發展資安產業，則將互利雙贏。而駭客文化中倡議的「資訊自由」精神，實際上有助於全民共識的凝聚，增強集體的精神戰力。資訊自由的定義，可視為資訊化社會中，言論自由的延伸，指的是每個人都擁有透過網際網路及資訊技術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因為基礎建設的普及，降低了資訊發聲的基本門檻。另外，其可限縮任何形式的審查權力，讓資訊發聲能出於自由意志；進一步來說，還涉及個人隱私權的保障，保障資訊使用者不因網際網路及資訊技術的使用，將個人人格與隱私權暴露在或明或暗的疑慮中。站在此一角度來看，在政策面若能有全盤的資安規劃，並落實於基礎建設與各項應用、服務當中，對於人權與自由，將有相當程度的促進和保障，進而能推升整體社會的公民素質，促進社會共識的凝聚，有利於國家社會的整體發展，彰顯寶貴的普世價值。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對於資訊自由理念的擁抱，體現在施政上，就是盡可能將政府資訊公開，並邀請公民主動參與。以國防部每年舉辦的暑期戰鬥營為例，自民國100年開始，即開放青年學子網路報名，於報名期間透過網友互動協助傳播訊息、解決疑難，並舉辦記者會公開抽籤，同時開放學員於網路監控抽籤情形與結果，整個流程完全不經過人工處理，單一渠道、公平公開，一方面節省了大量人力的投入，杜絕人為影響的可能，還讓青年學子透過網路互動，增加學員與學員間，以及軍民間的親近與黏稠度，經年累月，形塑了自成一格、前後相續的傳統。

　對政府而言，在服務面，應該盡量將資訊公開，簡化流路，製造友善的網路服務環境；在基礎部分，則要盡可能封鎖任何駭客惡意程式或手段的侵害，二者其實並沒有任何衝突。政府願與資訊高人攜手，致力發展加密的基礎網路建設、在機敏場域建立自訂的通用協定與資訊架構，並發展自主的作業系統與自主資安策略，正是以創新思維共創雙贏互利的最佳方針。

出處：http://news.gpwb.gov.tw/News/179473

    媒體報導，日本防衛省及陸上自衛隊的資訊系統，今年9月疑似遭駭客侵入。日本當局雖否認情資遭竊，但專家認為駭客手法高明；且由於防衛學術單位的「開放系統」遭駭，只要透過可在「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間切換的電腦，即能進一步入侵連接「封閉系統」的其他防衛省和自衛隊資訊設施，以及駐地與基地的網路，情資恐有外洩之虞。

　解讀這段訊息，可從目前常見駭客攻擊著手。一般而言，攻擊前階段，駭客會先鎖定目標作業系統尋找漏洞；其後即正式發動攻擊。透過「足跡蒐集」（Footprinting）、「列舉」或「掃描」工具，針對鎖定的區域或系統作全面偵查、分析，找到弱點或漏洞，設計攻擊方案，發動攻擊。

　其間關鍵是，除非做到網路實體隔離，若單憑切換機制區分內外網絡管制，百密總有一疏；倘若管制機制存有未被發現的漏洞或弱點，駭客只要以自動化工具「踩點」或掃描，要找到一個網路系統的入侵路徑，並非難事。

　以惡意程式入侵被鎖定的弱點來說，方式大略有兩類。一是透過人為的系統操作，將惡意程式帶入系統。例如，當我們被誘騙打開不明郵件的夾檔，或開啟惡意郵件時，便會啟動內嵌的檔案，無意間促成惡意程式入侵；又如，瀏覽惡意網站時，被誘騙啟動夾帶惡意程式的超連結圖樣或按鈕，也可能透過瀏覽器，將惡意程式帶入作業系統。另外一類，則是以網頁或網路服務系統為攻擊對象，藉由網頁或服務系統中的程式互動，將惡意程式寫入系統；或竊取暫存於瀏覽器上的個人隱私資訊或系統資訊。後者透過健全的系統資安策略，即可進行防堵；唯人為無意間的惡意程式散布，則是資安控管中最具風險者。

　尤值吾人警惕的是，各式各樣的「蠕蟲」攻擊，並不需要人為主動的特定動作來協助傳播，而是由蠕蟲程式，透過作業系統的安全漏洞，以類似癌細胞增生擴散方式，經由電子郵件與內部網路（LAN），鎖定未被蠕蟲感染的網路節點擴散，並感染整個互聯網路中的作業系統。2003年8月間大爆發的「衝擊波蠕蟲」感染，便是利用微軟系統的安全漏洞，透過電子郵件與區域網路，於微軟 Windows 2000與Windows XP系統之間增生擴散，難以收拾。

　一般而言，惡意程式侵入，經由跳板擴散到被鎖定的網路區域後，其程式將直接竊取資訊、監控系統、操控系統，抑或是將大量的系統串聯形成「殭屍網路」，進行「阻斷服務攻擊」（DDoS，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令被操控的所有作業系統同時針對一個網頁或網路服務，進行大量的瀏覽，導致該網頁或網路服務有限頻寬被占盡而癱瘓。

　最可怕的是，以上動作完全不需要人為操作，即能讓惡意程式如蠕蟲、癌細胞一樣，隨意且大規模的擴散，防不勝防。

　在資安要求特別高的軍事場域，完全的硬體分離最為有效。但，為了更徹底防堵駭客大規模攻擊，將網路資訊安全納入國防自主項目，確有其必要。具體的做法，包括發展加密的網路基礎建設，並制定獨立的通訊協定，避免使用開放通訊協定。最理想者，是發展自有的作業系統與資訊規格，這些目前在歐盟、日本與中國大陸，都是備受重視的國防發展目標。

　隨著駭客技術日新月異，加上大數據應用與機械學習等人工智慧（AI）技術的發展，駭客攻擊手法也愈來愈難防範。然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抵抗駭客攻擊的科技也已開始發展。一組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研究室（MIT CSAIL）偕民間機構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今年4月即公開發表一項運用機械學習抵抗駭客攻擊的人工智慧系統，有效預判駭客可能攻擊方式，並進行防禦的成功率已達85%。

　析言之，面對現今資訊時代，「國家級」大規模駭客集體攻擊的格局，已經不是最大規模的資安威脅；基於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攻擊技術，才是真正難以應付的危機。因此，援引最新的人工智慧科技，並發展防範資安威脅的人工智慧機制，實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出處：http://news.gpwb.gov.tw/News/172856

　今年中，人工智慧圍棋程式「Alpha Go」打敗南韓棋王李世乭，舉世譁然；近日，以考取東京大學為目標的日本人工智慧程式「東Robo」（東ロボくん），則傳出連續第4年失利的消息。據報導，「東Robo」在世界史（66.3）與物理（59）兩科的表現相對較好，在英語（36.2）與現代文與古文（49.7）表現則較差。其中，閱讀長文所需的理解力，更是「東Robo」的弱項。

　此一結果，其實並不令人訝異。雖然時至今日，世人普遍認為，機器人研究已大有進展，但仍無法突破人類所具有的感受性與創造力。按照規則的重製行為（類比於背誦），以及基於基礎原理進行運算（類比於數學運算），本來就是電腦強過人腦的項目。近年來，世界各國推出的仿人表情機器人，已經可以做出許多符合情境的細微情感，但在合理的刺激與反應關係中，這樣的情感交流，對這些機器人並不具有「意義」。換句話說，人機交流中的意義，主要仍然是人類自己的情感投射。而具有創造力的行為，如欣賞與創造具有美感的事物；或進一步在獨立判斷後自主行動，更是在機械行為上，尚未達到的目標。

　此間所謂創造性的行動，對人工智慧來說難以突破，證明人類的認知行為與創造行為之間仍存在差異，是值得正視的關鍵。近代最富影響力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曾將這個差異說明得十分清楚，直指人類的意識經驗中，一種是直接感受的直觀經驗；另外一種，則是透過概念，對認識對象的思考。他將我們針對前者的認知機能稱為「感性」，後者稱作「知性」（理解力）。其中，感性部分還可細分為「感受」與「想像」。感受是感官產生的視覺、聽覺等感覺；構想，則是將零碎、片段的感受，在時間空間中，構成完整感官經驗的能力。我們的意識經驗，必須完全包含感性與知性的共同運作，不可分割。

　康德認為，這個感性與知性的共同運作，就是在感受的發生中，構想力與知性的「合作」，進而產生意識經驗及自我意識。至於想像力與知性的合作方式，可以是「概念先行」，也可以是「想像先行」。概念先行，就是構想依據知性，從經驗習得的規則性，來想像我們所認識的對象。例如，當我們看見一朵玫瑰，依據對玫瑰的既定想像，構想這朵親見的玫瑰。這種狀況，是認知。至於「構想先行」，則是依據我們在時間空間中，構想（感受到的）這朵實際的玫瑰，並隨意連結其他可關聯的概念。例如它的形狀像什麼、香味如何？它能夠代表怎樣的意義等等，並且從中自得其樂。後者是欣賞、審美，從一個單純的感官對象，看出美感來。析言之，認知是既定的、不可變更的認識結果；欣賞，則是心靈的一種未定的、未果的創造狀態。

　其中最微妙者，在於感受、構想與知性三者的整合，才允許構想與知性，在實際時間空間的感受經驗中，能有認知與欣賞兩種合作方式，這是人類意識最特別的地方。然而，這個微妙的整合，卻不容易被正視。我們很容易把感受、構想與知性三者，想像為可分割、且透過實際因果關係，彼此關聯的獨立機能，並依照此種想像，構思電腦與人工智慧模型。亦因三者之間無法整合，造成我們只能模擬類似認知的概念先行經驗，卻無法模擬類似審美的構想先行經驗之弊。

　概念先行，就是先下一組既有的指令，再命令機構按照程序，將指定的事件逐一引發。從我們最一般的認知，到鑽木取火、鑿石為刃，再到電腦程式、工業生產線的自動化流程、仿人表情機器人在合理情境回饋的合理表情、「AlphaGo」的下棋、「東Robo」的受試等，都屬於此。這類事件，只要循著物理因果關係，引發既有可重複發生的程序，即可產生。被歸類為「弱人工智慧」的「Alpha Go」與「東Robo」，其既有指令不需要經由特定人士去給定，而是系統自身，藉由大數據分析所習得的「判斷依據」，從一切可能的指令當中，臨機挑選最適當的一個。但這些指令，仍舊是從過去習得的數據中而來；所謂的「判斷依據」，也是既定的歸納統計結果。

　相對的，構想先行的要求很高。首先，系統模型必須正面面對感受、構想與知性三個機能，同屬不可分割的整體系統；同時，三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發生在物理因果關係中。最後，構想若要先於概念，必須不待前因而自發。這些，都是目前相關領域中，挑戰性極高的課題。只要這樣的強人工智慧無法設計出來，人類就不可能完全被機器人取代。如何發揮我們的創造力與感受性，為生存的世界，創造更多美好，也就是人類無可旁貸的責任。

出處：http://news.gpwb.gov.tw/News/165651

未刪減版：

會下棋的人工智慧讀不懂詩？

前不久，人工智慧圍棋程式「AlphaGo」打敗了南韓棋王李世乭，舉世譁然，近日，以考取東京大學為目標的日本人工智慧程式「東Robo」（東ロボくん）則傳出連續第四年失利的消息。

據報導，「東Robo」在世界史（66.3）與物理（59）的表現相對較好，在英語（36.2）與現代文與古文（49.7）表現相對較差，其中閱讀長文所需的理解力，更是「東Robo」的弱項。這個結果，並不令我們感到訝異，機器人缺乏人類所俱有的感受性與創造力，是符合我們一般的想像的。

按照規則的重製行為（類比於我們的背誦行為），以及基於基礎原理進行運算（類比於我們的數學運算），本來就是電腦強過於人腦的項目。近年來世界各國推出的仿人表情機器人，已經可以做出許多符合情境的細微情感表示，但在合理的刺激與反應關係之中，我們仍舊不認為這些情感交流對這些機器人「有意義」，相較於此，人機交流當中的意義，主要仍然是人類自己的情感投射。而俱有創造力的行為，如欣賞與創造具有美感的事物這件事情上面，或者進一步在獨立判斷之後自主行動，更是在機械行為上尚未被達到的目標。這幾年，「東Robo」力拼東大名落孫山的憾事，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為什麼創造性的行動，對人工智慧來說，是個難以突破的挑戰呢？人類的認知行為與創造行為之間的差異，是我們得去正視的關鍵。近代最富全面影響力的德國哲學家康德，將這個差異說明得十分清楚。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全面地遍充在人類的任何意識經驗當中，其一是我們直接感受的直觀經驗，另外一種面向是我們透過概念對認識對象的思考，他將我們認知機能針對前者的部分稱作「感性」，將針對後者的部分稱作「知性」（理解力）。其中，感性部分還細分為「感受」與「構想」（想像）。感受，就是感官受到對象的影響而產生視覺、聽覺等感覺；構想，則是將零碎、片段的感受在時間空間當中構成完整感官經驗的能力。而我們的意識經驗，必須整全地包含感性與知性的共同運作，不可實際地分割為二。

康德認為，這個感性與知性的共同運作，就是在感受的發生當中，構想力與知性二者的「合作」，產生我們的意識經驗及自我意識，而構想力與知性的合作方式，可以是「概念先行」，也可以是「構想先行」。概念先行，就是構想依據知性從經驗習得的規則性而去想像我們所認識到的對象，例如，當我們看見一朵玫瑰，我們依據我們對玫瑰的既定想像方式來構想這朵我們所親見的玫瑰，這種狀況，是認知。而「構想先行」，則是我們依據我們在時間空間當中構想（感受到的）這朵實際的玫瑰，去隨意聯結其他可關聯的概念，例如它的形狀像什麼、它的香味如何如何、它能夠代表怎麼樣的意義等等，並且從中自得其樂，這種狀況，是欣賞、審美，從一個單純的感官對象看出美感來。認知，就是一個既定的、不可變更的認識結果；欣賞，則是心靈的一種未定的、未果的創造狀態。

其中，微妙的部分，在於感受、構想與知性三者之間的整全綜合，才允許構想與知性在實際時間空間的感受經驗當中，能有認知與欣賞這兩種合作方式，這是人類意識最特別的地方。然而，這個微妙的整全綜合，卻不容易被我們正視，我們很容易把感受、構想與知性三者想像為可分割而透過實際因果關係彼此關聯的三個獨立的機能，並依照這樣的想像，來構思電腦與人工智慧模型。這樣的關照，所產生的流弊就是這三者之間的無法整合，而造成我們只能模擬類似認知的概念先行經驗，而無法模擬類似審美的構想先行經驗。

概念先行，就是先給訂一組既有的指令，令機構按照程序將指定的事件逐一引發，從我們最一般的認知行為、到鑽木取火、鑿石為刃、到電腦程式、工業生產線的自動化流程、仿人表情機器人在合理情境回饋的合理表情、「AlphaGo」的下棋、「東Robo」的受試等，都屬於此。此一類的事件，只要循著物理因果關係，引發既有的可重複發生的程序，即可產生。唯，其中被我們歸類為「弱人工智慧」的「AlphaGo」與「東Robo」，其給訂的既有指令，不需要經由特定人士去給定，而是系統自身藉由大數據的分析所習得的「判斷依據」，從一切可能的指令當中，應機挑選出最適當的一個。但，這一切可能的指令，仍舊是從過去所習得的數據當中而來；而所謂的「判斷依據」也是既定的歸納統計結果。

然而，構想先行，要求就很高。首先，系統模型必須先正面面對感受、構想與知性三個機能是同屬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系統；再者，三者之間的關係不發生在物理因果關係之中；第三，構想若要先於概念，構想必須不待前因而自發。這些問題若不正面面對清楚，強人工智慧是不可能被設計出來的。

回過頭來說，「東Robo」雖考不上東大，但是被日本512所私立大學和23所國立大學和公立大學錄取的可能性已超過80%。這表示，這樣的測試方式，與其暗藏的育才理念，仍舊是把人當成機器，而不是把人當成人在培育，這一點，十分值得我們深思，換作在台灣，不曉得「東Robo」的表現會如何呢？

　由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及倫敦帝國學院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共同成立的「未來智慧中心」，日前在著名科學家霍金等學者見證下揭幕。霍金致詞時，細數近年人工智慧技術發展趨勢，包括全自動無人駕駛汽車，與引起最多國際矚目的項目─應用深度學習技術「習得」棋術、擊敗世界棋王的谷歌人工智慧系統「AlphaGo」，言談間有期待，亦有戒懼。

　人工智慧（AI）的發展，特別是大數據應用與無人載具等技術，在消除疾病、解決貧困，阻止氣候變化方面的進展，已可望為人類文明帶來希望。另外一方面，自主武器的研發，可能導致的戰爭危脅；以及發展擁有自由意志的機器人，可能帶來的挑戰等，卻已為人類帶來隱憂。如在此領域深耕50年的著名學者博登（Maggie Boden）教授即指出，若大量以人工智慧體系取代人類的勞動，特別是病人與老人的照護服務，因人機互動取代了人際互動，將對人性價值產生傷害。

　霍金2年前曾警告，發展「全面的」人工智慧，可能導致人類毀滅。霍金強調，人工智慧的發展，可能是人類遇到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是最壞的事，而我們還不知道答案。所謂「全面的」發展，指的是一旦工具不再只是人類意志的忠誠延伸，而是摻雜了工具「自身的意志」，亦即當科技有能力主宰其自身的發展方向。以今日資訊科技成就來看，自主資訊系統近乎全知全能的分析判斷能力，應用於各攸關人類福祉的地方，理應是我們的一大福音。然其失控與叛變的可能性，卻也是一項嚴重威脅。此外，自主系統衍生的諸多社會問題，也是倫理與法制上的難題。例如自動駕駛汽車肇事、自主武器誤擊非軍事對象等，此類事故之法制防範及責任歸屬，是為難題。

　現階段來說，人工智慧仍是一門跨學群的綜合研究項目，主要著重於研究、發展能展示各類智慧表徵的人工系統。一方面嘗試研究「智慧」，以進一步規劃出，有機會展現在人工系統上的智慧表徵圖譜；另一方面，則嘗試在各個既有的人工系統技術面向上，找到能發揮這些智慧表徵的可行性，並進行實際開發。由於該領域涉及的分支領域十分龐雜，且領域間高度專業難以互通，其核心議題─「何謂智慧」，仍是哲學上的大哉問，加深其分支間綜合的困難。而「自主意識」，更是一大挑戰。

　首先，人類決策過程的智慧象徵，即是具備能綜合考量私心、既有經驗（知識）與理性原則，並且獨立於任何因果脈絡的心智判斷與決定。其自主核心，不應存在於實際因果脈絡中；然而這個決策，必須在因果關係中產生作用，並以某種關係，與時空中的因果脈絡產生連結。

　在人類思想史上，正面面對此問題者，有兩個傳統脈絡。其一為歐陸的康德哲學、另一則是印度的大乘佛學。前者在牛頓物理世界觀嚴格的因果網絡中，探問人類的自由意志如何成立；後者則在印度縝密的因果業力網絡中，證成涅槃，說明人的自覺，如何從輪迴中自在解脫。換言之，既然人的一切行為，必須在現象當中發生；而現象中的任何事件，都有其先備肇因，那麼一個不受任何前因限制的自發因，就很難成立。反之，假若有一個肇因，可以不需要任何前在原因的引發，那麼現象當中的物理原則，便失去了普遍性，這當然不符現實。顯見此一兩難，早在人工智慧的自主意識難題前，便已讓人類深思許久。

　兩個哲學系統在理論上，對這個難題的解答，對突破當前人工智慧發展的瓶頸，深具啟發。唯當今資訊科技預設心智模型為實在論，基本上先認定智慧核心是實在的；與預設智慧核心並非真實存在的觀念論模型，差異甚大。量子電腦的發展，鬆動了牛頓式的機械化因果觀；而資訊科技之智慧化，以其利用人類的群體參與，巧妙地以集體智慧取代機器自主意識，相對更容易受觀念論解答引導，也在現今發展中格外有潛力。

　估不論哲學思考，在現實面，科技力量的加成，都是人類能力的延伸。是福是禍，端賴技術使用者的用心是否純正。人們最終決定以德御才，或以才御德，在選擇的當下，就已決定了霍金所謂「我們還不知道答案的結果」。

　至於智慧本身是善是惡？我們仍普遍相信，唯有真正的智慧，可以指引我們在「以德御才、以才御德」的撲朔迷離中，做出明智的選擇。由此可知，努力在科技中彰顯智慧，更勝繼續讓智慧妾身不明，要來得具希望。畢竟，我們已經脫離不了科技。

出處：http://news.gpwb.gov.tw/News/151438

媒體日前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經由大數據分析、分散式運算與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等技術，已能在3至5天前，預判重大社會動盪發生的可能性，再度凸顯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對生活的影響程度，尤其是軍事、國安領域。

　以現今資訊系統的運算能力，加諸網路資訊流通之普遍、深入你我生活細節，透過可蒐集的巨量零散資訊，形成對人類有特定價值的解讀，如商業發展趨勢、流行病擴散方式、交通監控、輿論走向預測等，正是當前人工智慧與電腦科學發展的熱門話題。因此，CIA發展類似輿情分析系統，實屬脈絡可循。

　回顧歷史，戰爭往往是推進人類文明與科技發展的主要驅力。各種科技的軍事應用，常常走在最前端，「人工智慧」正是目前相關領域最主要的研究課題。理論上，人類唯一能夠了解的智慧，正是本身的智慧；但即使是自己的智慧，當前的了解仍十分有限，更何況要打造「人工」的智慧型態，並加以應用，其困難度不言可喻。

　目前全球各主要人工智慧發展機構的終極目標，都是希望在各種人造載體上，「安裝」具有「感知」、「理解」、「判斷」、「行動」乃至於「自主」的智慧系統，通常稱之為「強人工智慧」（Strong AI）。然目前的現實條件是，要發展較高階的類心智功能，在理論上是否可行，仍顯悲觀。因此，當今多數技術取向，是在不預設「自主意識」的前提下，發展各種人造的感知、理解、判斷、反應與行動裝置，也就是所謂「弱人工智慧」（Weak AI）。大數據應用與各種機器學習技術（包含深度學習）之所以值得期待，正在於我們嘗試嫁接人類的集體智慧；以及在機器載體上、同樣由人類智慧所產出、使用的那些巨量資訊。

　在此前提下，我們不需要機器本身具有自主意識，只要在未具特定意義的零散巨量數據，以及集體意識所需要的特定價值間，搭配可以運作的演算方式，即可達成。例如深度學習，就是透過類神經網路架構，以及學習目標的訂定，讓機器窮舉一切可能的資訊關聯，並將它們對比於現實狀況，進行多層次分類，以整理出其「所習得」的「判斷依據」。也由於沒有預設自主意識，因此大幅降低機器失控的倫理危機。

　由軍事角度言，強人工智慧的應用開發，目前仍是軍備競賽的高階目標；而各種弱人工智慧的應用，諸如各式武裝機器人、無人運輸載具、自主型飛彈等，都已在實際軍事部署中，逐漸被廣泛運用。以具備「射後不理」（fire-and-forget）能力的英國硫磺飛彈為例，其可自行分辨戰車、汽車與巴士，也毋須人員監控，就能在預先指派範圍內鎖定目標；多枚硫磺飛彈間，還可互相溝通，交叉比對資訊。面對此種逐漸高張的人工智慧軍備競爭，聯合國甚至在2014年，於日內瓦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是否需要將此類自主武器，也就是所謂的「殺手機器人」，納入「特定常規武器公約」限制。

　相較於前述外顯的傳統武器自主化，情報搜集與保防，則在更早就與人工智慧與電腦科學發展直接相關。世稱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之父的英國電腦科學家圖靈，二戰期間即曾應英國皇家海軍招聘，協助英軍成功破解德軍密碼系統Enigma。相形之下，今日的現代戰爭型態，更已不若以往。資訊、經濟、輿論等，過去我們認為屬於一般民生相關的場域，都已經是新型態的戰場，且無平、戰時之分。在巨量資訊及實際情勢（包括經濟秩序、輿情走向等）間，對特定價值的解讀能力，顯得格外重要。好的解讀能力，能夠將零散資訊，勾勒出具備意向內容的智慧架構，用以預估情勢的發展、指出引爆點；也可以累積情勢發展的模式庫，進行各種模式分類，在面臨新情境時，提出策略性反應的建議方案。積極的說，相關技術更可以用來協助我們，穩定甚至促進資訊交換、經濟發展與精神戰備，這是隱藏在「提前3至5天預判重大社會動盪」背後，更值得國家重視思考與佈局的技術意義。

　總體而言，任何有價值的解讀，都必須符合人類的智慧型態。故對人類本身智慧的掌握，依舊是人工智慧與電腦科學發展的突破口。強人工智慧所要求的自主意識，以及圖靈的演算模型「圖靈機」（Turing Machine）只能是理想裝置，都指向一個很基本的哲學難題，即任何簡單的運算，都涉及到無限與有限的統合；一個具有智慧意義的「步驟」，則同時涉及因果律的制約與超越。著重情境脈絡及同情「矛盾」的東方邏輯傳統，因符合此一需求，逐漸被人工智慧與電腦科學界所重視。我們既然在這個文化脈絡，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理應對相關領域發展，大力投入。

出處：http://news.gpwb.gov.tw/News/147427